2022年已過三分之一。疫情反復，沖擊著本就承壓的中國經濟。疫情防控常態化下，數字經濟的作用更加凸顯，其能否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動能也備受關注。在近日舉行的“中歐教授話未來”系列論壇之“數字經濟”專場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EMBA課程主任朱天認為，數字經濟對短期GDP增長的拉動作用有限，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和速度全球領先，擁有廣闊的前景。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應主要依靠企業和市場機制，充分利用好市場大、人才和資金多的優勢。
01 何為數字經濟？

要討論數字經濟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首先要弄明白何為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的概念比較寬泛、模糊，不大好界定，所以其在整體經濟中究竟占比多少，也一直無法精確衡量。過去幾年，因為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無論是美國、歐盟，還是中國，都在努力界定數字經濟的范圍，以便做統計核算和定量分析。中國國家統計局于2021年首次發布《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標準》，從“數字的產業化”和“產業的數字化”兩個方面界定數字經濟的基本范圍，為數字經濟統計核算提供了一個標準。

國家統計局將數字經濟分成了五大類，前四大類屬于“數字產業化”：一是數字產品制造業，比如電腦、手機的制造；二是數字產品的服務業，比如數字產品的批發零售，圍繞數字產品展開的各式服務；三是數字技術的應用業，包括軟件開發和云計算等；四是數字要素的驅動業，包括電商和互聯網金融等。通常把這四大類叫做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也就是狹義的數字經濟。第五大類為數字化效率提升業，屬于“產業數字化”，從統計上來講就是各行各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所產生的增加值。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定義，所以這部分的價值很難估算。這五大類加在一起就是廣義的數字經濟。

在中國，無論是數字產業化還是產業數字化，都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一方面，我們有數字產業化領域的巨頭，像華為、騰訊、阿里巴巴、京東、美團、字節跳動等；另一方面，中國在產業數字化方面進步也非常快。

通常我們講數字經濟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占比，是從其狹義的定義出發。根據國家統計局定義的概念，2020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在GDP中占比7.8%，而根據“十四五”規劃，這一占比到2025年有望提升到10%。

作為比較，狹義上的數字經濟占美國GDP的比重2019年為9.6%，高于中國，是僅次于房地產行業和制造業的第三大產業。數字經濟在歐盟GDP中的占比較中國稍低，不到7%。
02 數字經濟對整體經濟拉動作用有限

中國目前還缺少足夠數據來定量計算數字經濟對整個宏觀經濟的拉動作用，不過我們可以從美國經濟的數據中，獲得一個大體的概念。

在2005年-2019年，即疫情前的14年里，美國數字經濟（狹義）年均增速為6.5%，而其全國GDP的平均增速是1.8%。數字經濟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GDP增長速度，但其本身在GDP中的占比不到10%。所以數字產業雖然增長很快，對整個經濟的拉動作用仍比較有限。根據推算，美國數字經濟以外的行業年增長率大概為1.45%，因此，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使美國GDP增長加快了0.35個百分點。這說明數字經濟雖然發展很快，但對整體經濟的帶動作用還是比較有限。中國的具體數字會不一樣，但基本的結論應該差不多。

GDP的增長可以分成兩塊：勞動生產率（即單位勞動創造的GDP）的增長和勞動量的增長。中國的勞動量過去幾年基本上已經沒有增長，GDP增長幾乎全部來自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近幾年平均是6%左右。根據歐盟最近的一個研究，2013-17四年間美國與歐盟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絕大部分是由數字經濟貢獻的。那么就算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全部來自數字經濟的增長，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今后幾年數字經濟的增長一定會比前幾年更快。過去幾年，恰恰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較快的年頭，增長率已經很快了，今后幾年要比過去幾年還快，這個概率并不算大。

因此，無論數字經濟怎么發展，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要超過6%是不容易的。而另一方面，中國勞動量是不會再增長的，實際上會恰恰相反，受疫情防控、供應鏈瓶頸和需求乏力的影響，中國的勞動總量一定會下降。從今年的情況看，勞動量出現3%-4%的負增長都是很有可能的。假設勞動生產率能維持6%的增速，減掉3-4個百分點的勞動量負增長，那么GDP增長就是2-3個百分點。所以說，光靠數字經濟是無法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經濟上行還是需要所有行業一起發力，需要更加寬松的政策環境和宏觀環境。
03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應靠市場和企業發力

從宏觀上看，中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優勢，一是人才眾多，二是資金充足，三是國內市場規模巨大。數字經濟的主要業態包括電商平臺、數字媒體等，都存在巨大的“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中國十幾億人的市場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過去兩三年的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對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像美團等企業的迅速成長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得益于數字經濟的發展，這次疫情防控中使用了很多數字化手段，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疫情期間我們可以居家辦公、舉辦線上論壇，可以網購以保障日常生活，可以進行密接追蹤，這些都依賴于數字經濟。

怎樣利用好前面提及的三大優勢，推動數字經濟更好發展呢？這其實是一個如何處理市場、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問題。數字經濟的發展應該主要靠市場推動。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數字經濟代表性企業都是在市場中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不是政府產業政策和政府挑選贏家的結果。即使說互聯網本身的誕生是美國軍事工業投入的結果，那也只是個副產品，并不是主動規劃出來的，而互聯網能有今天的發展更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另一方面，產業數字化轉型本身更是要靠企業自身去做，政府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即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產業政策來保護本國新興產業避開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從而實現國內經濟的發展。這個理論聽上去好像有一點道理，但實踐中并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這種保護有多大的積極作用。

拿中國的數字經濟來說，我們的互聯網搜索領域顯然受到了保護，但國內的搜索引擎與其他未被保護的領域相比是不是就做得更好呢？中國的社交媒體開始發展時是沒有受到保護的，但騰訊的QQ和微信很快就擁有了比外國競爭者更大的市場份額。像阿里巴巴和京東，都有外資競爭（亞馬遜和eBay），但他們最終在國內市場打敗了外資競爭企業。中國的手機企業也沒有得到特殊保護，但小米、華為、OPPO、vivo等也做得非常好。

政府不用太擔心中國數字經濟領域的所謂壟斷現象。跟美國相比，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其實更為激烈。中國幾乎在每個以民營經濟為主的領域，競爭都非常激烈，很少會出現壟斷。就算出現了暫時的壟斷，也會有其他的企業進入來威脅其壟斷地位。中國的互聯網巨頭本身都試圖成為綜合服務提供商，相互之間構成了很大的競爭關系，讓壟斷很難實現。

政府在數字經濟中最重要的工作不應該是產業規劃和政策，而是保障數字安全，確保企業保護好客戶的數據和隱私，不濫用客戶數據。另一方面，一些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可能需要政府的協調。

最后，對數字經濟的監管要慎重，要循序漸進，要尊重市場，出臺政策前要多聽取各類企業和消費者的意見。我們固然要在發展速度和秩序之間取得良好平衡，但現階段應以發展為優先，而發展還是應主要依靠企業和市場機制，這是中國數字經濟保持蓬勃發展的必要前提。